唐朝前后将近300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的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如果从经济政策来说，又以755年的安史之乱分为两截，前半段是空前宽松，后半段是集权垄断。
李渊开国的时候，国家又穷又弱，亟需休养生息。于是，李渊大手一挥，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民间一片欢腾。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1/50——远低于汉代的1/30。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交易。
这些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无疑对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有重大的意义。而国家的统一更为商业流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国际贸易上，唐朝在北方，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开拓沿海港口，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商业关系。
然而，这种空前宽松和开放的景象到安史之乱后便戛然而止了。叛乱被平息后，中央银库消耗殆尽，治国者开始尝试盐铁专营，把各种资源统统收归国家所有，国营事业变得蓬勃发展起来，与之伴随的便是权贵经济的盛行。
在如此大环境之下，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当时的商人出现了五种“理财路径”：
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
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大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俸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在唐末，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购买土地——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30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1/3。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放高利贷——充满投机气息的高利贷产业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并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
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帐：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
由上述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到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后果当然是负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日渐成为社会顽病，最终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大，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这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的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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