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

「我們（英國人）五十年前就可以給予香港民主，但若然這樣做，中國會爆發，甚至入侵香港，這是我們的憂慮。」和黃前董事總經理馬世民（Simon Murray）在一次報章專訪中這樣說。一直以來，親北京的公眾人物和報章評論，甚至一般市民，都質疑英國為何百年來都不給香港民主，要到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香港前途確定以後，「才大搞民主」。其實，只要稍讀英帝國歷史，就知道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在絕大部份殖民地，都實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以達至獨立（如馬來西亞），或自治（如1959年的新加坡、今日的直布羅陀）。這裏所講的自治（Self-Government），是指除了國防外交，有時還包括內部保安繼續由英國負責外，所有事務都交由當地民選政府全權處理。

可是，為何香港會成唯一的例外呢？有不少媒體均就著英國最新解密的檔案，做專題報導，而筆者在數年前，也因研究所需，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翻閱有關1950至70年代初香港的檔案，結果發現當時的英國高層官員，一致認為若英國讓香港人普選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中國必定強烈不滿，進而使中國決定提早收回香港。在眾多檔案中，以原屬高度機密（Secret）的外交部FCO 40/327檔案中的報告和書信，最能夠反映當時中國堅拒香港走向民主自治。



在1971年5月3日，準備出任港督的麥理浩，與英國外交部次官K.M. Wilford 對談時，說他知道早在1956或1957年左右，英方已從訪問中國的非官方人士口中，知道中方反對任何令香港走向獨立或自治的政制改革，但麥理浩仍想知道外交部有沒有原文引錄中國官員的說話，以確證中方立場。稍後，外交部內負責研究和遠東事務的部門提交了報告，當中引述在1958年1月30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會見訪華的英國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時，希望Cantlie向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轉達以下說話：

    「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周恩來上述講話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權為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所有。



大家或會問，假若當時英國堅持給香港民主自治，中方會如何回應呢？1960年10月29日，當時出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誌，與香港工會代表訪京團聚會時，批評當時美國人建議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並警告英方：

    「英國不會喜歡美國這個建議，是無容置疑的。。。。。。美帝國主義者將永遠不會成功。可是，若這個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

廖承誌上述講話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權為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所有。



隨後，廖指出中方從不承認港九新界是英國領土，但因為英國繼續管治香港，對中國有利，所以才不要求收回；中國希望收回的，是發展良好的香港，而不是一個如廢墟般的地方。



上述文件，相信可以解釋為何其他英國殖民地，都逐步建立起民選本土政府，但香港仍依舊維持總督和殖民高官獨裁（雅稱為「行政主導」），立法局只有委任議員，只是在市政局設有民選議席，而有選舉權的人數，從不超過當時總人口的12%。這情況到了1980年代中期，才有改變。

可是眾所周知，中方不太歡迎這種改變，在1984年，當港府建議引入立法會民選議席時，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聯辦）主任許家屯，就公開狠批英方「不按本子辦事」，所謂「本子」，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詳情可參閱許家屯流亡美國後寫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此書在1993年出版，現已絕版，但可在各大圖書館借閱）



為免字數太長趕客，筆者在此草草收筆。本人希望拙文，以及近日有關英國解密檔案的報導，可以引起香港人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和關註，支持香港研究，並要求政府訂立《檔案法》，妥善保護重要史料，否則，以後我們都沒有詳細可信的香港史可讀了。

FCO 40/327的封面。此文件版權為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所有。

张玉凤对毛泽东究竟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

提起张玉凤这个名字，50岁以上的人都不陌生，而且对她总有一种神秘感。她是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
而张玉凤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里较为低调的一位，她总说“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被采访”。年过六旬的她，偶尔参加一些重大的纪念活动，也很少发言，只是礼貌地和人微笑、打招呼，看上去很谦和。

一直以来，对于张玉凤，有着很多的文字追踪于她。有党史研究的，有纪实报告的，还有民间演绎天上地下信口开河的文字。对于后者，张玉凤选择沉默，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附会。张玉凤的善良、付出、守纪，是值得我们报以极大尊敬的一个人。
有关她最简单的介绍文字是这样的：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6年后张玉凤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虽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但是，已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玉凤走近毛泽东、守护毛泽东，到最终送走毛泽东，她一直是一个最知情毛泽东的人。
1962年至1970年，从“七千人大会”后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 突、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的冲突等等；这个时候的张玉凤，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作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她一定看到过很多很多。
　　而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玉凤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了。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召开、江青集团力量坐大 和式微、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扳倒邓小平、 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他离不开张玉风，毕竟，从1962年起，这位如花年龄的女性就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服务了。可以 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曾经发 生过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的事。但张玉凤可以走，毛泽东却离不开她，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 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不能说因为张玉凤对毛泽东的了解太深就真敢与毛泽东叫板对撞，但话又说回来了，毛泽东的晚年脾气大不同于身体健康时期，实在是不大好侍候的。张玉凤能一直 随身于左右，帮毛处理好一些别人未见得能代替她处理得好的事－－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做出让张玉凤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重大安排及其理由。
机要秘书是做什么的呢？简单言之，就是毛泽东有关的“机密”、“要件”的转递、落实、存档。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连江青 这种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角色，也不得不小心地求助于张玉凤，尽量地巴结“小张”，包括用一些女人之间的小恩惠小手段。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由此可以见出张玉 凤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份量。曾写过一篇《毛远新“贪污”过毛泽东的谈话吗》，结论是不曾有过“误传圣旨”的过错，这中间就有着张玉凤的工作勤恳敬业等因 由，因为是她对毛泽东任何谈话语音和文字文本的执着追索，没有给他人留下其他发挥的空间。
张玉凤没有主动做过影响毛泽东决策的任何“进言”，这是一种操守。她所做过的一件让她后来还感到害怕的事就是在长沙“批走后门”事件的代毛圈阅。其它，张 玉凤守住了本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不参与，并不代表不知情。有关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死留下的蹊跷、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之有无、 林彪事件、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王洪文的升迁沉浮、康生其人及其状告江青、毛泽东眼里的邓小平、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毛远新在毛泽东的住室里谈话的全 部、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华国锋的政治和战略考量、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天安门悼周时毛泽东在病室里的所有情形等等。
当然，张玉凤也道出了一些当年所不能说的秘密，她说在毛泽东的晚年，人人都对他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主席非常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主席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坟上去看他，对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这些人没有辜负主席的遗愿。”

一张从没发表过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合影

近来的确有些很珍贵的历史图片在逐渐解密，有些图片比当时官方统一发布的照片更真实更有冲击力。文革中掌握宣传机器 的是号称“狗头军师”的张春桥以及“中国戈培尔”姚文元。那时候描述毛泽东在天安门都是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步履矫健、神采奕奕、非常健康，不少老百姓真 的感到毛泽东活一百多岁毫无问题。
这张照片从来没有在官方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也不可能发表，因为与宣传口径大相径庭。从图片看，毛泽东很疲惫，他坐在沙发上，似乎要打瞌睡，倒是林彪、周恩来在紧锣密鼓、全神贯注地研究工作。当然，疲倦欲睡的毛泽东那种运筹帷幄、掌控局势的底气是十足的。
照片摄于1966年11月15日，这天是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七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修改着即将发表的讲话，字斟句酌。周恩来则在旁边边细细研究。三位最高 领导人心中想的有相同也有不同，对于这种发动年轻人“反修防修”的初衷他们是支持的，文革毕竟有个迷惑人的前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 夫，但如此兴师动众、破坏了正常生产和学习，也是务实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作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大管家周恩来在这次接见前已经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 兵的活动。因为北京的天气已经寒冷，让几百万人都到北京，北京所有的单位都有接待，不少北京市民家中也住上了红卫兵。尤其各地小将都是身无分文，所有的费 用都要国家承担，周恩来感到如此下去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都会难以为继。其实早在这次接见前一个多月的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 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点起的燎原烈火岂是一个文件所能阻止的？为了早接见、早让他们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 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200万通过天安门估计一天都不行，因为红卫兵为了看清毛泽东常常停下来不走，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狂热的红卫兵又跳又喊，就是不向前走，急得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 在扩音器前大声高喊：“红卫兵小将们，让我们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啊！”，但效果不大。此时只有毛泽东说话有人听，毛泽东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 手挥军帽示意大家向西走，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恩来还组织部队进行疏导。这种拥堵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城楼上站了整整6个小时。 11日第二批接见改变了方式，这次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泽东在林彪等陪同下与其它中央首长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 接见。
这样的接见方式对于一个73岁的老人来说绝对是个“重体力”活儿，毛泽东疲惫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其实怕风怕累的林彪也很受罪，他身旁的人后来回忆，他的 体力根本支撑不住了，但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树立副统帅的威信，他咬牙坚持下来。倒是比毛泽东仅小不到5岁的周恩来精力充沛，以每天睡3、4个小时的 觉支撑，这之后仅仅9年多就身心交瘁离开人世。至于林彪，在5年后更以谁都想象不到的方式死在异国他乡……

希特勒为何两次派人去西藏？

1938年和1943年，经希特勒批准，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队，他们深入西藏，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 　　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军官在德国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名被枪杀的西藏喇嘛。这一切都使纳粹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纳粹探险家海因里希·哈勒(右)在拉萨与西藏地方官员在一起
　　希姆莱想打造神族部队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肆鼓吹种族优越论，称人类每700年进化一次，最终目的是将雅利安人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耳曼人这样的“优秀”人种进化为具有超常能力的新人类。
　　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他在组建党卫军之初，便明确规定，只征召那些身高在5英尺9英寸(1英尺=0.3米，1英寸=2.5厘米)以上、金发碧眼、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年轻人。
　　在选拔党卫军军官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求被选拔者能够证明自己的家族自1750年以来未曾与其他种族通婚。
　　为印证元首的理论，希姆莱在1935年，组建了一个服务于纳粹教义的“祖先遗产学会”，网罗了包括医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甚至江湖术士、精神病患者在内的各色“专家”，对人种、血统、古代宗教、古代遗址、神话传说等进行考察研究。
　　到战争结束时，该学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个部门的庞大机构，它不仅对犹太人进行活体实验，还通过占卜、占星等手段指导德军的军事行动。
　　在欧洲，长期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在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
　　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他写道：“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山铜。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翔的物体。”
　　亚特兰蒂斯的势力远及非洲大陆，在一次大地震后，这块大陆沉入海底，一些亚特兰蒂斯人乘船逃离，最后在中国西藏和印度落脚。这些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曾在中亚创建过灿烂文明，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西北和南方迁移，分别成为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
　　一些纳粹专家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确实存在，并认为雅利安人只是因为后来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希姆莱对这个神话传说深信不疑，他相信，一旦证明雅利安人的祖先是神，只要借助选择性繁殖等种族净化手段，便能创造出具有超常能力的、所向无敌的雅利安神族部队。
　　详细调查藏族人的体貌特征
　　为了寻访先祖遗民，1938年，希姆莱奉命派遣以博物学家恩斯特·塞弗尔和人类学家布鲁诺·贝尔格为首的“德国党卫军塞弗尔考察队”奔赴西藏，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植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
　 　这些纳粹分子拍摄的纪录片《西藏秘密》显示，他们受到了不了解他们目的的当地领主的款待。但是，这群心怀叵测的党卫军成员并没有忘记他们此行的任务。贝 尔格测量了很多西藏人头部的尺寸，并将这些人的头发与其他人种的头发样本进行比对;他们还通过被测者眼球的颜色来判断其种族纯净程度;为保留数据，这些纳 粹分子用生石膏对十几个藏族人进行了面部和手的翻模，制作了这些人头部、脸部、耳朵和手的石膏模型。
　　这次考察中，队员们还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有一个名叫沙姆巴拉的洞穴，据说那里隐藏着蕴含无穷能量的“地球轴心”，谁能找到它，就可以得到一种生物场的保护，做到“刀枪不入”，并能够任意控制时间和事件的变化。
　 　考察队1939年8月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希姆莱向塞弗尔颁发了“党卫军荣誉剑”。1943年1月，纳粹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了以瑞典考古学家 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的考古与人类学学院—斯文·赫定学院，塞弗尔经希姆莱推荐，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与塞弗尔同行的贝尔格也被希姆莱提升为党卫军高级军 官。
　　由此可见，纳粹分子的第一次西藏探险活动，受到了纳粹高层的充分肯定。
　　寻找“地球轴心”
　　1941年12月底，在苏联战场上的德国军队以损失50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的沉重代价，在莫斯科会战中遭到惨败。同年冬，百万德军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陷入被动。面对这些坏消息，希特勒和他的总参谋部一筹莫展。
　 　此时，希姆莱也在为如何摆脱军事上的被动处境冥思苦想。他一方面组织江湖术士通过在大西洋地图上悬挂吊锤的荒唐办法，来寻找盟军舰队。另一方面，他想到 了那个在遥远东方的“地球轴心”。此后，希姆莱面见希特勒，提出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前往西藏沙姆巴拉洞穴，找到那个能够控制全世界的“地球轴心”， 然后派数千名空降兵到那里，打造一个“不死军团”;与此同时，可以颠倒“地球轴心”，使德国回到1939年，改正当初犯下的错误，重新发动战争。
　　为此，希姆莱与希特勒密谈了6个小时，还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2000页的报告，其中的一张地图标出了沙姆巴拉的大体位置。
　 　1943年1月，由海因里希·哈勒率领的纳粹五人探险小组秘密启程赴藏。曾是职业登山运动员的哈勒是一名出生在奥地利的铁杆纳粹分子，早在1933年就 加入了纳粹党。1938年德奥合并后，他又加入党卫军。在一次瑞士举行的登山比赛中，哈勒一举夺冠，充分展示了雅利安人的“优秀品质”，受到希特勒的亲自 接见并与其合影留念。
　　哈勒等人的旅程并不顺利，1943年5月，他们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在几次越狱失败后，哈勒等人总算成功逃出战俘 营。开始，他们打算投奔日军，但后来还是决定继续执行寻找“地球轴心”的使命。由于当时的英国印度总督派驻西藏的官员理查德森对德国人采取了宽容的政策， 冒充德国商品推销员的哈勒开始了他在西藏的七年之旅。
　　没有人能够说清哈勒和他的探险小组都去了什么地方;有荒唐的传说称他们最终找到了“地球轴心”，但不知道怎样操纵它。也没有人说得清哈勒手下的3个同伴去了哪里，因为直到战争结束时，哈勒的探险小组中只剩下他和希姆莱的心腹彼得·奥夫施奈特。
　 　1948年，哈勒在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哈勒仓皇逃往印度，为逃避审判，他选择了定居列支敦士登。此后， 哈勒与达赖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1977年，当一些知情者揭露了哈勒的纳粹分子身份后，达赖竟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为他的这位“恩师”辩护说：“我当 然知道海因里希·哈勒的德国背景，而且是在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忏悔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被‘咬输了的狗’所感动，并因此认为， 德国人在40年代末已经受到盟军的足够惩罚。”
　　后来，哈勒撰写了回忆录《西藏七年》，但在书中并没有透露他受希姆莱之命秘密寻找“地球轴心”，以及他纳粹分子的真实身份。
　　目前，按照德国官方的说法，纳粹第一次进入西藏所拍的纪录片在1945年秋天的科隆大火中被烧毁。哈勒1951年从拉萨回到奥地利时随身携带的大量档案被英国人没收，哈勒本人也已死去。
　　纳粹进入西藏的档案保密级别较高，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规定，有可能在2044年后解密，也有可能永远尘封在历史中。

林彪坠机：惟一女尸身上却有避孕药 不是叶群？

按常识推算，叶群已经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否在飞机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问。当彼得问张宁，叶群是不是到了绝经期。 张宁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叶群当时确实还有生育能力。她回忆说，在北戴河，林彪因获知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时的秘密讲话而坐卧不安……

坠机现场仍有衣服残留的唯一女性尸体

林彪和叶群
　 9月13日是林彪折戟沉沙36周年忌日。然而，关于那一事件的种种解释和判读一直众说纷纭。在飞机坠毁之后，机上人员的身份身份的确认很费周张，因为惟一一具女尸身上有避孕药，很多人怀疑叶群没有上机。
　　九具尸体一个身份证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4年1月31日刊登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的文章称，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杜卡加汶·丹吉德玛正 守候着蒙古东部靠近贝尔赫的荧石矿的炸药库，她说：“我看到那架飞机在坠落时飞机尾部起火。从我所处的地方，我能够一直追踪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的地方（9 英里远）”。这架机翼上标有中国民航256号的字样的英制三叉戟1E飞机就这样结束了它的飞行。
　　警察图瓦尼·久米得是第一批抵达失事现场的人，并查看了散落在这片草原上的残骸。他说：“我看到三处大火，所以问题是哪一处最先起火。我从车中走出，走了两三步几乎被什么东西绊倒。当我往下看时，我看到那是一个背朝上的男人。”
　　黎明来到显示出一片可怕的场景。八具烧焦的男尸和一具女尸散落成一线。大火几乎烧尽了他们的衣物，只剩手枪皮套和腰带。当时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杜格瑟仁金·额德毕力格回忆说：“这几乎不可能辨认飞机上的任何一个人。”他是当天稍后从200英里外的首都乌兰巴托赶来，视察了这些尸体。
　　大火后仅存的一份个人文件——一个身份证，是林的儿子林立果的证件，这个证件在事后证实了他在这架飞机上。其他八具尸体没有线索证实他们的身份，尽管有飞机的印记、毛的像章、飞航笔记本和其他文件表明了这架飞机以及它的乘客都是中国人。
　机上女性不是叶群？
　　现任蒙古民主议会议员根登山布金·祖奈在失事现场帮助撰写了第一份医疗报告。他说：“作为一个在场的医疗专家，我确认没有一个人年龄超过50岁。祖奈同时确定惟一的女性尸体过于年轻，不会是林50岁的夫人叶群。
　　一名被调查者告诉彼得，他对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电话叫起，10分钟后一辆汽车 将他带到了安全部，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人给他一张印着英文的纸片，让他立即翻译成蒙古语。看着纸片，他十分惶恐——这是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上面写着药效 和服用方法。看过译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后他们告诉他，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
　　按常识推算，叶群已经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否在飞机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问。
林彪准儿媳：林家的确上了飞机
　　但是，1971年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订婚的张宁，坚持认为林彪一家确实上了那架飞机。
　　当彼得问张宁，叶群是不是到了绝经期。张宁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叶群当时确实还有生育能力。她回忆说，在北戴河，林彪因获知毛泽东 在巡视南方时的秘密讲话而坐卧不安。有一天，他很反常地去了叶群的卧室。次日，叶群着急地去找大夫，问是否可能因此怀孕，大夫作了检查，才让她放了心。
　　于是，彼得告诉张宁，在坠机现场的女尸口袋里发现了避孕药，并道出他的疑问：叶群会不会经常服用避孕药？
　　张宁说，不大可能，因为她非常爱惜身体，会害怕避孕药的副作用。但林立果有时带着避孕药，也许他把避孕药塞进叶群的口袋里。
　　张宁诉说了1971年9月12日最后几个小时发生在林彪别墅的事情。
　　那天，一家人正在看电影，林彪吃了安眠药，进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来，把叶群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密谈。随后，叶群向大家宣布，作好准备，明早7点乘飞机去广州。与叶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给警卫部队打电话，给北京报信。11点，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叶群在电话里谈了十多分钟，显得很慌乱。放下电话后，她改变了决定，要求大家立即出发。林豆豆拒绝离开；林立果没有去叫正要入睡的张宁，而是带上几名亲信，和叶群一起把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架上汽车，驱车向山海关机场冲去。
　　叶群的司机事后告诉张宁，仓皇中，林彪等人是顺着从飞机上抛下来的软梯爬上去的。林彪很虚弱，下面有人把他扛在肩膀上，上面叶群用力拽他，才登上飞机。
　　飞机最初向东南方向飞去。二十分钟后又折回来，在机场上盘旋几周，然后向北飞去。而彼得在蒙古和俄罗斯调查林彪坠机事件时，曾有人告诉他，失事的飞机 最初进入蒙古境内，一直向北飞到苏蒙边界，却又折回向南飞了两百公里，然后在温都尔汗坠毁。这其中的缘由始终不能破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彪一家的确 在飞机上。

历史震惊你：你真的能想象盐在古代有多重要吗？

盐在古代是否是重要的战争资源？为什么？

小小的盐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在古代却曾是决定国家的生死和富强的关键。盐对农业社会的价值并不亚于石油对工业社会的价值。
盐相当于古代冰箱
作为现代人，你可能只看到日常做饭时用盐做调味剂，其实盐对古代老百姓的意义更像冰箱对现代人的意义。
盐是保存菜、肉、鱼、奶的最重要的防腐原料，因为这些食物容易腐烂变质，不像谷类一样可以长期保存。但如果用盐腌成咸菜（酸菜）、火腿、咸鱼、奶酪制品，就可以保存数月甚至数年。古代的农民经常需要拿粮食去交换盐，来制作腌制食品。
腌制食品除了老百姓长期自用，但更重要的是有了盐，商人就能够实现远距离的食品贸易，这相当于古代版的冷链物流。
吃饭缺了盐就像汽车没了油
自从 1 万多年前人类发明农业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狩猎逐渐转变为农耕，粮食中缺少盐，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通过动物来补充盐，转变为寻找含盐的矿物质。
而通过在食物中加盐，每天摄入少量盐是最自然的方式，所以大部分食品消费中又都伴随着盐的消费。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要满足温饱需求，大部分可以靠自己来解决，但唯独盐很难靠自己解决，必须依赖外来的商人供应。
商人通过盐的交换把大量孤立的社会系统建立起了相互连接，作为连接者的商人也自然获得了信息方面的优势，站在信息制高点上，商人能够发现系统之间可以套利的各种机会，而商人进一步的逐利行为又扩大了交换的种类和地理范围。
盐促进贸易系统的建立
古代内陆的人吃不到海鱼，但是做成咸鱼就可以运往内陆。农业地区的人吃不到北方草原的奶制品，但是用盐可以加工成奶酪运往南方。中原腹地的人也可以把牛肉晒成咸牛肉干运往四方。
商人的远距离贸易运输过程无意间构建了复杂的物流和数据交换网络，商人、货物和信息就是网络里传送的报文。
千 万不要小看这一点，贸易交换网络可以极大促进工商业的繁荣。而工商业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要远远强于单纯的农业经济。因为贸易不仅可以创造大量财富，更重要 的是可以全面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思想的交流、物种的交换、商业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实现国家系统的全面升级。
在历史上，从丝绸之路、香料贸易、大航海时代、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无一例外都激发了社会的大幅度的进步。
盛产盐相当于盛产石油
粮、盐、布、铁、畜是古代贸易的主体。盐是第二大宗的商品，所以在古代，盛产鱼盐的地方就非常适合发展工商业贸易，这些地区在经济上也远比单纯的农业地区发达。
周武王平定商纣后就把原来东夷族所属的营丘（今山东淄博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封给姜子牙，“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 · 齐太公世家》。
周武王对功臣太大方了，相当于把波斯湾给了姜子牙。当然东夷族做了几千年的高富帅，一直不太服管，需要让老姜整治一下他们。
不 过营丘当时多是盐碱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人口不多。姜子牙到齐后，鼓励纺织等手工业，大力发展鱼盐等自由贸易，齐国的商品很快行销天下，而开明宽松 的环境吸引了各国人才和商贾云集齐国。《史记 · 货殖列传》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瀉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繈全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 焉。”

借 助鱼盐之利，借助于古济水这条黄金水道（见上图），齐国人建立起大范围的贸易系统，向外出口鱼盐、布匹，从中原腹地进口大量粮食、物产，而齐国都城临淄也 因为贸易，崛起为东方第一大都市。《晏子春秋 · 内篇杂下》晏婴曾对楚王说：“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临淄人口达到 20 万人，战国中期达到 35 万人，到了汉武帝则达到 50 万人。临淄就是当时像大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

临淄齐国都城遗址平面图，《商周青铜文化》第六节、列国城市的兴起
战国时苏秦曾经估算，不要说整个齐国，就是仅仅靠临淄城的 7 万户，每户出 3 个男丁，就可以组成 21 万大军。《战国策 · 齐策一》中苏秦对齐宣王说：“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
盐是政府用来控制社会的控制回路
古代社会人们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比重最大，粮食也是古代贸易系统中最大宗的商品，而盐流总是和粮食流形影相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要控制了盐流，就可以控制了农业贸易。
在系统控制中，我们可以用小电流的控制回路去控制、调节大电流的主回路。
在经济系统中，盐和汽油也可以充当控制回路的角色，以小博大，来控制更大的经济系统。
以汽油为例，工业、运输业离不开汽油的消耗。通过控制燃油价格，例如给汽油加价就可以向所有交通工具征收燃油税或养路费。政府再靠养路费来运营、维护整个交通道路系统的正常运行。
盐的生产非常集中，便于垄断管理，只要控制了盐的供应和价格，就可以向所有消费者征收食品消费税。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都非常倚重于盐税，是政府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之一。
盐是代价最低的征税手段
政府可以跑到 1000 个老百姓家里每户征收 1 元税，也可以从 1 个盐商身上征收 1000 元税，虽然征税总额一样，但征税成本却有天壤之别。前者需要维护多大规模的公务员队伍？每个公务员需要跑多少路才能征到税？
而且每个人的盐消耗量少，即使涨价涨一倍，人们对价格也不敏感。最重要的是盐税可以隐藏在很多商品背后，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自己买的一只咸鱼里面，政府已经通过盐进行了征税。通过这种隐形的征税手段，盐还起到现代发票的作用！
征盐税既不需要花钱圈养庞大的征税公务员队伍，也不会因为征税引发官民矛盾，真是最佳的征税手段。《管子 · 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通过盐向全天下征税
公元前 685 年，管仲将盐铁从私有转变为国有，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开辟了税收之外的另一个庞大财政来源。《史记 · 齐太公世家》“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而齐桓公则通过砍柴煮盐，再借助于齐国商人在各诸侯国建立的庞大贸易网，实现了全天下人向齐国交税。《管子 · 地数》“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
现在来看，管仲就是国企之父，盐铁专卖央企就是齐国共和国长子啊！推荐阅读：管仲变法：中国经济第一场成功变革。
盐是强国之本
春秋时代的齐国第一个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奋图强，国运蒸蒸日上。拥有充足财政收入的齐桓公，可以投入巨资用于扩军备战，不仅修建巨防和齐长城（比秦长城早 400 年），而且大量对外用兵。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没有庞大的后勤系统做支撑，是根本没法打仗的。《孙子兵法》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对外用兵会引发经济崩溃、民怨沸腾，简直就是亡国之举。但齐国不仅没有经济崩溃，而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题主所说“管仲举盐而克楚”只不过是其中一役。
没有盐带来的贸易系统提供财政支持，齐桓公哪有钱去组织多国维和部队、哪有钱年年开诸侯峰会、怎么维护周天下太平、又如何建立春秋国际新秩序呢？
春秋战国时代，又有多少国家因为没有这样的系统支持，惨遭齐国蹂躏，遭遇亡国之灾呢？
有了齐国的成功案例，诸国纷纷效仿。同样靠海的吴国也学去了，《汉书》：“吴煮东海之水为盐，以致富，国用饶足。”西汉吴王刘濞继续在淮南煮盐，富可敌国，但是后来因为造反（七国之乱）被汉景帝剿灭，算是古代版的萨达姆吧。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政府掌控了盐，才有财力来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系统。
不过同样因为有了丰厚的盐税，所以即使没有海外贸易的关税收入，国家也能维持正常运营，这也为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提供了支撑。
特别推荐《管子》一书，在对照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起看，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曾经强大，但为什么从明清时代快速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了。
结论

1. 从个人层次，盐是生理必须品
2. 从家庭层次，盐是古代老百姓冰箱
3. 从企业层次，盐促进古代贸易网络建设
4. 从产业层次，盐促进制度、科技不断升级
5. 从国家层次，盐帮助古代政府低成本的征税
6. 从国际层次，盐是古代强国、称霸的坚实保障

盐还可以充当实物货币
因为盐便于保存和携带，而每个人生活又离不开盐，所以盐在很多地区被当作实物货币使用，古罗马有一个时期以食盐为士兵的报酬。
虽然古代各地政府不赋予其法偿性，盐不是法定货币，但是古人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的盐卖不出去，因为盐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交换。
探访埃塞俄比亚盐矿：极端环境盛产的白色金子

盐也是革命的命根子
天朝在陕北创业时，有两个最大的本地收入来源，一个是盐，一个是土。
毛泽东曾说“宁失延安、不丢盐湾”，就是指盐是革命的命根子。

轱辘井里打出卤水

较淡的卤水晒成一堆堆盐土，盐土经过淋锅得到高浓度卤水

隐瞒了40年的秘密，你永远都想不到

 在朝鲜旅游，你要想自由逛街或者搭乘任何公共电、汽车是绝无可能的，为的是避免你和普通民众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但是平壤的地铁却是例外。因为在朝鲜看来，富丽堂皇的平壤地铁是值得向各国游客炫耀和宣扬的建设成就之一。

但是，平壤地铁却是中国建造的！

1966年金日成访问中国时，中方让他参观了正在秘密建设中的北京地铁，金日成遂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建地铁的要求。经毛泽东批准，先人后己，停建了北京地铁项目，优先无偿援建平壤地铁工程。于1968年开工，1973年一期工程通车，第二期工程1987年全面完工。

从68年到73年，中国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铁道兵一个满编师可达4、5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被调往朝鲜，全力投入施工。所有车辆设备、建筑材料，都经东北运往朝鲜。在苏联人整体设计规划的基础上，由中国人设计具体的施工图纸，然后由中国无偿援助全部结构工程、车辆、控制系统和机电设备。其中适合平壤地铁的机车，是在上海专门研发的，车厢是中国长春客车厂制造的。

平壤地铁号称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m，平均深度90m。从地面乘电动扶梯到站台需3分钟。这一切都是出于战备防空的考虑。这对于当时机械化水平并不高的中国铁道兵部队而言，施工难度非常大。

而为了显示北朝鲜社会主义制度比韩国社会制度优越，朝鲜额外要求我方于务必于汉城地铁通车前，实现平壤地铁通车。我铁道兵部队，在已经十分紧张的施工安排中，继续加码，实现了1973年9月6日第一条地铁线路(千里马线)通车，比韩国汉城地铁提前了一个月。

恐怕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如此慷慨的国家了。

让人气愤的是：地铁通车那天，金日成在庆典上向世界宣布：平壤地铁是朝鲜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建设的伟大工程。振振有词、煞有介事、瞒天过海，好像他真的完成了一项宏伟工程。

为了不泄露地铁是中国建造这一事实，朝方要求我方施工人员不要公开露面。我铁道兵施工部队未能参加通车典礼，其中团以上干部被安排在一个地铁站等侯接见。金日成讲话后乘坐地铁，在此小站秘密下车。他和站在前排的几个铁道兵干部握了握手，然后返回车厢，扬长而去，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

为了照顾朝方的“自尊心”，中方从未公开过这一援建项目。中国人完全彻底地当了“无名英雄”。平壤地铁让朝鲜在世人面前大肆吹嘘几十年，成为他们自主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一直保持沉默。现如今，无论是朝鲜百姓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怀疑朝鲜是平壤地铁的建造者。

厚颜无耻的金氏家族、悲哀的中国人、可怜的铁道兵干部战士。

时隔43年之后， 在2011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终于说出了实情。他说：长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等一些生产领域，还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平壤的地铁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

当历史的真面目被逐步揭开，真让我们吃惊。除了被洗脑，也许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人们想问：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总是对人民隐瞒真相？？

平壤地铁由千里马线及革新线两条线路组成，总长35公里，共17个车站，所有站名都以革命词汇冠之，和地面的地理元素无关。其中光明站位于锦绣山附近，金日成逝世后，因其遗体永久存放在锦绣山纪念宫，那个站从此关闭。

游客参观都是从“复兴站”象征性坐一站到“荣光站”下车。上图为“复兴站”入口，上书红色标语为“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入得“复兴”站站台大厅，果然富丽堂皇，装修豪华，站台四周的大型壁画和浮雕，顶上的华丽吊灯，使人觉得置身于莫斯科地下的某个地铁车站。

平壤地铁的这些电梯是上海生产的，上海电梯厂为朝鲜平壤地铁工程设计制造了垂直高度64米的大坡度自动扶梯。并无偿援建和安装调试了这些世上罕见的超长滚梯。然而几年后，当他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再次来到平壤为这些电梯做保养时发现，他们援助的设备上所有标明中国制造的地方全部被抹去。

地铁列车和中国70年代的地铁列车如出一辙。

可能是因为电力短缺，站台大厅灯光极其昏暗，这张照片用了ISO3200的感光度外加后期补光，才让照片上的大厅比较清晰。

据说在平壤地铁通车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朝方人员奉命将所有车辆、设备上的“中国制造”的小铜牌全部抠下，第二天的通车典礼也没让中方人员参加，只是事后向中方专家组的三位成员颁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和劳动奖章。现在朝鲜地铁里的所有设施上都被刻意抹去了中国制造的痕迹，唯有这台上海中国钟厂生产的“三五牌”电钟仍几十年如一日日夜不息地走着，透露出一点中国元素。

在朝鲜看来，富丽堂皇的平壤地铁是值得向各国游客炫耀和宣扬的建设成就之一。还真有不少中国游客甚至中国记者在参观了平壤地铁后立马对朝鲜刮目相看，称赞平壤地铁是“豪华地下宫殿”，对朝鲜在三十多年前就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地下工程津津乐道感佩不已，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中国铁道兵的杰作。此图是上世纪朝鲜画报上的地铁照片。

荣光站，大理石的雕花立柱以及高高的拱顶甚是气派。

荣光站出口。

这里没有商业广告，壁画上的内容和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非常相似。

无处不在的金氏祖孙画像。

中国古代史上唯一走完金婚的皇后是谁？

如果说古代最危险的职业是皇帝，那么最最危险的职业就是皇后。因为皇帝只要警惕自己的位子，而皇后不仅要面临全天下女人的竞争， 还要面对一个变心比变脸还快的丈夫。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长时间在位的皇帝很多，长时间在位的皇后却很少，能走完金婚的皇后就更少，少到了只有一个，她就是 赫赫有名的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

吴 氏出生于1114年，原本她与赵构是八杆子打不着的，然而北宋王朝的不幸却间接造就了她本人的幸运。在她12岁那年，即靖康元年(1126年)，刚刚灭掉 辽国的金国派兵大举南侵，兵锋直指北宋的都城开封。她未来的丈夫赵构当时还只是皇帝的弟弟康王，临危之际奉哥哥宋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

这时的赵构已经有了正房邢秉懿和两位侧室田春罗、姜醉媚，以及五个女儿，求和是国家大事，不能拖家带口，所以赵构的一家老小就留在了自己的王府里。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家再次团聚已是下辈子。

赵 构当时19岁，政治上还是个中学生的水平，领命之后一根筋似的想早点见到金兵统帅，希望磕几个头把人家磕回去。可惜金国人不是土地爷而是狼，对此宗泽 (1060-1128年，宋代抗金名臣)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就苦口婆心地劝阻道：“金朝要你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求和还有什么 用，你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赵构动摇了，害怕自己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死在金国，便停下来驻扎相州(今河南安阳县)，自称河北兵马大元帅。

靖 康二年(1127年)，金兵终于攻陷开封，北宋政权宣告结束，宋朝皇帝、大臣、宗室、新科状元等三四千人全部做了俘虏，包括赵构的一家八口。不过好在赵构 还在，于是北宋王朝就有了续集——南宋，他在当时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南)即位，康王殿下升职成了皇帝陛下，年号“建炎”。而他的倒霉哥哥宋钦宗和 倒霉父亲宋徽宗就升职成了太上皇和太皇太上皇。

赵构刚刚即位，金兵就本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打了过来。眼看小命不保，赵构便遵循“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的原则一路南逃，过起了四处流窜的生活，后来总算是在杭州安了家，并开始充实后宫。在这种情况下，1128年，吴氏被挑中进了皇宫。

当时的南宋朝廷外有金国强兵压境，内有兵痞、刁民时不时地捣乱，这时的吴氏为了保护丈夫，身披铠甲铁盔，腰挎宝刀，整天跟随赵构身边充当保镖。而赵构那个时候最缺的就是安全感，对于能给自己安全感的吴氏，他自会记在心里。

1142 年前后，金兵再次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入侵，赵构吓得一度入海避敌，途中还写信给金兵统帅，请求给予怜悯。和以往一样，吴氏依旧坚定地守在他的身边。赵构念 于她的功劳，封为和义郡夫人，跟着到了越州又封为才人。此后，吴氏开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不久就晋升为仅次于皇后的贵妃。之所以没有升为皇后，是因为赵 构心中还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元配——邢氏(邢秉懿)。

邢秉懿被俘时已经身怀有孕，可惜在押往北方的途中不慎坠马流产。然而祸不单行，金国侵略者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她刚刚小产没几天，金国的盖天大王就要强占她，绝望中的她差点自尽。

赵 构做了皇帝后，金国政府为了极尽羞辱，又把他的生母韦贤妃、妻室邢秉懿以及其两个女儿赵佛佑、赵神佑等，统统送到官营妓院中。这种惨无人道的羞辱直到绍兴 五年(1135年)才结束，邢秉懿等人被送至五国城与宋徽宗等人一起安置。这段时间，宋徽宗派遣大臣曹勋偷偷逃回南方去见赵构，并让其带上沾有自己眼泪的 一方手帕。一旁的邢秉懿也摘下一只金耳环交给曹勋，请他转交给赵构。赵构见到耳环后，回想当初夫妻恩爱的情景，悲从中来，于是他造册邢秉懿为皇后。

可 惜红颜薄命的邢秉懿没等到重逢的一天，就于绍兴九年(1139年)去世。而赵构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要迎回生母韦贤妃时，才得知邢秉懿已死，此时 中宫(皇后)已经虚位16年。坦率地讲，作为皇帝赵构对百姓并没有多少爱心，但作为丈夫，他对邢秉懿却是十分尽心，为了祭奠这位发妻，他辍朝数天。

好在吴氏十分贤惠，她不仅不吃醋，还对归来的韦太后孝顺有加，亲自伺候起居，恪尽一个儿媳的孝道。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吃了那么多年苦的韦太后突然见到这么一个乖巧的儿媳，心里自然欣慰不已。经过她的一番劝说，赵构于1143年正式册立吴氏为皇后。

之后两口子恩恩爱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1162年，赵构在一片不满声中禅位于宋孝宗，吴氏被尊为寿圣太上皇后。退休后的赵构身体一直硬朗，活到1187年才死。

从1128年入洞房，到1187年赵构病死，吴氏和赵构携手走完了一个金婚(结婚五十周年称之为金婚)又九个年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皇室婚姻史上的一个奇迹。1197年，在寡居10年之后，吴氏病死，终年83岁，谥号“宪圣慈烈皇后”，葬永思陵。

血色文革：文革中自杀的美丽名女们。

 上官云珠（1920年-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名均荦，字超群，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影协会员，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1968年跳楼自杀。

言慧珠（1919－1966），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惨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连写三封绝命书自杀身亡。

赵慧深(1914～1967)，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舞台剧《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家庭成份不好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在《马路天使》中饰演妓女小云受到造反派肆意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当时的军代表为看其裸体硬说其肚内藏有特务联络的发报机。在对严凤英的尸体脱光衣裤后还对其开膛破肚。

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李翠贞（1910年--1966年9月9日），上海郊区南汇县人。在文革中遭受极大污辱，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爬过桌椅，用墨水涂黑脸。这位高贵的女士不堪屈辱，毅然选择了高雅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且精心的化了妆，然后才拧开煤气…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

小白玉霜（1922--1967.12.21）：原名李再雯，小名福子，祖籍山东，5岁随父亲从天津逃荒到北京，父母亲养不起她，就把她卖给了著名评剧演员、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做养女。一九五零年出席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由于文革中受到严酷迫害，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时才45岁。

张琴秋，1904年生，学名张悟，著名红军女将领，长征期间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重要职务；建国后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把张琴秋定作为红军惟一的女将领；1968年因受残酷迫害，1968年4月22日被诬蔑为叛徒后跳楼自杀！

杨必，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妹妹。早年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院系调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为副教授。世界文学名著《名利场》的中译者。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自杀。

舒绣文（1915-1969年），女，中国杰出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第一位女配音演员。文革中在监狱里自杀身亡。

朱梅馥，傅雷妻子1966年，她与丈夫在家中从容赴死，享年五十三岁。

吴小彦（1954年－1976年9月23日），历史学家吴晗养女，1966年吴晗被打成黑帮，母亲袁震被送入劳改队，双腿瘫痪，吴小彦年仅12岁，独自承担照顾患病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因为是黑帮的子女，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于1973年罹患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受非人折磨，精神病加重。终因身心俱残，走投无路，文革结束前夕在精神病院自杀。